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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乱苦难中的女性与人性——阿富汗知名电影人及其代表作系列赏析 (二)
2018/10/15

  上次,我们介绍了阿富汗著名导演阿提克·拉希米及其代表作《土地与尘埃》。今天,我们为大家介绍另一位阿富汗著名电影人——斯迪克·巴尔马克(Siddiq Barmak)及其代表作《奥萨玛》。

  一、巴尔马克其人其事

  1962年9月,巴尔马克出生于阿富汗潘杰希尔省,自小痴迷电影,梦想长大后当一名电影放映员。巴尔马克曾获得苏联政府奖学金赴莫斯科留学,1987年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(VGIK),获硕士学位。回国后,巴尔马克加入圣战者游击队,成为“北方联盟”首领马苏德的助手,其工作是为游击队拍摄纪录片。1988年,他拍摄了其首部纪录片《萎缩的苦难》(Disaster of Withering),1991年拍摄了其首部长篇纪录片《征服者的圣训》(The Hadith of Conquer)。1992年至1996年,巴尔马克担任阿富汗电影组织(AFO)负责人。1996年巴尔马克全家被迫流亡阿富汗北部和巴基斯坦,之后回国重建AFO,并担任阿富汗儿童教育运动组织负责人。

  二、《奥萨玛》的拍摄

  《奥萨玛》是巴尔马克拍摄的首部电影。据巴尔马克本人讲述,他流亡巴基斯坦期间,在阿富汗难民营的普什图语报纸上看到一则故事:有个女孩为了上学而伪装成男孩,但最终身份暴露,受到刑罚。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巴尔马克,他决定据此拍摄一部名为《彩虹》的悲喜剧,但随后转变念头,决定拍摄一部悲剧,这就是后来的《奥萨玛》。为还原阿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,巴尔马克决定在电影中全部使用非专业演员。为此,他在喀布尔的孤儿院和难民营中四处物色人选。有一天,巴尔马克在街上遇到一位名叫马瑞娜(Marina Golbahari)的乞讨女孩,被她独特的气质深深打动,于是决定请她主演此片。

 

  《奥萨玛》的拍摄得到伊朗著名导演马克马尔巴夫(Mohsen Makhmalbaf)的大力支持,他不仅将自己的设备借给巴尔马克,还为其提供了全部2.1万美元的制作费。作为2002年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后阿富汗拍摄的第一部电影,《奥萨玛》获得巨大成功,2003年在第56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摄影机特别提及奖、法国艺术院线联盟奖、戛纳少儿电影奖,同年又在第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新浪潮单元特别提及奖和观众奖,2004年获得第61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。

  三、剧情简介

  有一段时期,阿富汗妇女们没有任何权利,不允许工作,甚至不允许独自上街。剧中女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医生,丈夫死于内战,兄弟死于反侵略战争,全家已无男丁,医院又不允许运营,全家因此失去了生计。无奈之下,母亲和祖母决定将小女孩的头发剪掉,让她假扮男孩去杂货店打工挣钱。女孩在杂货店工作不久,就被强令去宗教学校读《古兰经》并接受军事训练。在周围都是男孩的环境中,女孩难以掩盖手脚纤细、声音柔弱等女性化的特征,因为一个偶然事件,她的性别暴露了。女孩被关进监狱并被送上宗教法庭,宗教法官判处她死刑。这时,宗教学校的老毛拉请求法官把女孩许给他为妻,法官同意了。最后,毛拉赶着小驴车美滋滋地把女孩娶回了家。夜里,毛拉拿出一排锁头来让女孩儿选,女孩不选,他就给女孩挑了一个最大锁,从此锁住了一个少女的一生。

  四、影片赏析

  《奥萨玛》虽制作成本很低,但绝非粗制滥造。它以含蓄凝练的叙事语言,剖析了复杂的现实,体现了对人的深刻关怀,是阿富汗本土电影的杰出代表。

  《奥萨玛》的含蓄,在于其叙事“点到为止”,避免了对人物的过度刻画,从而赋予影片一种欲言又止却充满情感张力的特点。影片以身着波尔卡的妇女们举行游行为开场,游行队伍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桌布在地表上缓缓挪动,观众能感受的,只是她们“无关政治,我们饥饿,需要工作”的牌子以及整齐的口号。在描写人物感情时,导演也出色地运用了含蓄的手法。在女孩母亲工作的医院,一名男子因父亲病重而感到悲痛,请求医生来帮忙时,他并未歇斯底里呼喊,而是用近乎平静的口吻简单地说了一句“我快要失去我的父亲了,请帮帮我吧”,然后用乞求的眼神看着镜头,将内心的痛苦一丝不挂地传递给了观众。在故事的结尾,女孩身份暴露了,一直帮助她的男孩艾斯潘迪为自己弄巧成拙而深为自责,也为女孩的命运感到巨大的悲伤,导演让艾斯潘迪在竞相追打女孩的男孩们后面,独自缓缓地走向一条小路,然后给泪流满面的他一个特写镜头,就此结束。欲言又止的含蓄有着巨大的力量,能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思考、体会片中人物在某一特定场景的情感,从而产生一种剧中人物与剧场观众情感共振的效果,这或许正是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原因。

  《奥萨玛》的凝练,在于故事主线只有一条,核心人物只有一人,情节的发展丝丝入扣,出镜人物的数量相当有限。在巴尔马克手中,能用一个镜头来表达的情节,从不多着笔墨,无关紧要的人物,从不给出镜的机会,整部电影没有“节外生枝”的累赘。影片以曼德拉的名言“无法遗忘,但可原谅”开场,为本片悲剧性的情节做了脚注。进入正片,主角的出场就是通过艾斯潘迪的一个扭头,女孩到杂货店打工也就用了母亲同老板沟通等几个简单的特写镜头,故事的情节发展大多是通过类似的简单对话和特写镜头来实现的,干净利落。此外,为了“做减法”,影片大量使用声音、物品等替代性叙事符号。例如,男人出于好心骑着自行车送母女俩回家,执勤的士兵斥责他不应让女人坐自行车,但这个士兵始终未出现在镜头里,导演只是用声音代替了他,非脸谱化的呈现,意味着代指一类人。同时,导演将镜头长时间放在了女孩母亲的脚上,这是一双露在波尔卡之外的脚,还蹬着一双高跟鞋。在士兵斥责时,这双脚显得十分别捏,很快缩回到了波尔卡中。巴尔马克在叙事语言上的功力和修养已经炉火纯青。

  《奥萨玛》叙事语言的凝练,在于故事主线只有一条,核心人物只有一人,情节的发展丝丝入扣,出境人物的数量相当有限。在巴尔马克手中,能用一个镜头来表达的情节,从不多着笔墨,无关紧要的人物,从不给出境的机会,整部电影没有“节外生枝”的累赘。影片以曼德拉的名言“无法遗忘,但可原谅”开场,为本片悲剧性的情节做了脚注。进入正片,主角的出场就是通过艾斯潘迪的一个扭头,女孩到杂货店打工也就用了母亲同老板沟通等几个简单的特写镜头,故事的情节发展大多是通过类似的简单对话和特写镜头来实现的,干净利落。此外,为了“做减法”,影片大量使用声音、物品等替代性叙事符号。例如,男人出于好心骑着自行车送母女俩回家,执勤的塔利班斥责他不应让女人坐自行车,但这个塔利班始终未出现在镜头里,导演只是用声音代替了他,非脸谱化的呈现,意味着代指一类人,意味着塔利班的极端具有普遍性。同时,导演将镜头长时间放在了女孩母亲的脚上,这是一双露在波尔卡之外的脚,还蹬着一双高跟鞋。在塔利班斥责的时候,这双脚显得十分别捏,很快缩回到了波尔卡中。就这一个简单的镜头,导演却生动地写出了妇女在塔利班统治阴影下的恐惧。不得不说,巴尔马克在叙事语言上的功力和休养已经炉火纯青。

  对叙事语言的杰出运用,如果不能道出深刻的现实意义,拍出来的电影将如同行尸走肉。《奥萨玛》的成功,除了叙事语言的出色,还要归功于它揭示了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它从一个普通女孩的悲剧性命运为切入点,向世人剖析了塔利班暴政下女性的悲哀及无助。战争是人间苦难的放大器,对女性尤其如此。在奉行极端伊斯兰教法的塔利班统治下,妇女没有男人的陪伴,连家门都不准出,更谈不上工作的权利。若在平时,这也许只意味着女性是男性的附庸,但在战时,尤其是是男丁全部死亡的家庭,这种极端的法律会直接威胁到了妇女的生存。影片的开场,妇女们为争取工作权而游行,就是因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,没有工作权,就意味着没有生存权。在影片中,女孩的母亲失去了在医院里的工作,这让她感到绝望,她独自坐在微弱的煤灯前,痛哭流涕,“要是我丈夫还在就好了……要是我哥哥还在就好了……要是真主没有创造女人就好了”,这道出了多少在战争中挣扎的妇女们的心声。

  电影的本质是叙事,优秀的电影必定是动人心弦的叙事,之所以动人心弦,是因为扎根于人民和生活。《再见,列宁》的导演沃尔夫冈·贝克尔说,好莱坞电影就像漂亮的鸡尾酒,有很多不同的颜色。相比而言,阿富汗的电影颇为单调,没有梦幻般的灯光、装饰或迷人的布景,甚至没有专业的演员,但它在追求“纯粹”和动人心弦的东西。《奥萨玛》恰恰是一部关注人、关怀人的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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